台拟修法限制公然聚众 社运界不必自比流氓

台湾行政院为了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聚众斗殴事件,在当地时间3月14日通过《刑法》第149条修正草案,将“聚众不解散罪”明确定义为“公然聚众三人以上”,引发台湾社运界质疑恐危及台湾人民的“集会游行权”。社运人士的疑虑容或有其根据,却忽视到该法执行有“意图强暴胁迫又不解散”前提,以及警方判断何为“意图强暴胁迫”的专业能力,社会运动者又何必自比滋事斗殴的流氓?

《台拟修法限制公然聚众 社运界不必自比流氓》台湾人权团体忧心《刑法》修正后会影响集会游行权(图源:多维记者/摄)

缘于台湾戒严时期限制人民集会、游行、组党等不好回忆,关于民众陈情抗议的权力,解严后,台湾《集会游行法》虽然屡经修正,放宽并保障人民的集会、游行权力,但《集会游行法》自施行以来,仍屡屡遭遇社运团体质疑、诟病,甚至讥讽《集会游行法》其实是“不能集会游行法”,批评的原因始终围绕于集会游行须事前取得许可,审核权操之在警方手中,倘若申请受阻,不时可听闻社运界质疑警察是“球员兼裁判”,意图回避维安难题。

因此,社运界也曾针对《集会游行法》的事前许可制提过释宪案,最后大法官认为,集会游行需要事先许可制的作法并无违宪。这显示,集会游行对于所在地周遭的民众生活安宁、安全及交通秩序等难免都会造成影响,大法官的解释结果一定层面也符合了一般民众生活的需要,未全面向所谓的“自由集会”倒去,集会游行仍需要一定程度的规范,以免引发更多争议。

此次社运界质疑行政院推出的《刑法》第149条修正草案可能会对集会游行造成箝制,则是瞄准警方的执法裁量权,意有所指的认为警方可能会藉此扩权,危及临时起意、突袭性的集会游行活动。

平心而论,社运人士的担心其来有自,有一句话说“群众的年龄只有3岁”,意指集会游行活动中,极可能因现场情绪或有心人士煽动,转瞬之间即可能由理性表达诉求演变成局部或全面性的街头暴走冲突,类似案例在台湾的民主动史上历历可数,倘若执法人员“拿鸡毛当令箭”,预判合法集会有演变成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转而以刑度较重的《刑法》“恐吓”,恐生“寒蝉效应”降低人民上街请愿、集会之意愿。

然而,解严已届30年,今日警察与昔日警察之法治与民主素养已大不同。集会游行和聚众斗殴的差异明确,既然该法已开宗明义提到要有意图为强暴胁迫的行为,才会构成违法要件,那么和经过合法申请且合理办理集会游行,其意图必然是表达诉求争取权益,又怎么会是意图强暴胁迫?一般人都能轻易分辨其中之不同,更何况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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